闽南人把“人”叫做“狼”。记得齐秦唱过一首歌叫作：“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兴许齐秦也是通晓闽南语的。
在我童年的时候，我普通话说的结结巴巴的，通常是辞不达意，比方说：头生指的是刚才；上班说成做工；来去就是要去。很多都是白话直译。鼓浪屿本地人讲的都是平腔平调的闽南话，也听说过纯正的闽南话来自鼓浪屿。而那些讲普通话的人我们统称作“北共”，不管他讲的是南腔北调。在鼓浪屿，这些“北共”多数是南下干部，可以从他们孩子的名字猜出他们的祖籍。比方说：豫闽，一定是河南人，鲁闽一定是山东的，晋芬一定是跟山西有关。解放初期，中共从解放区选派一批年轻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区建设的战略部署。这些南下干部在解放战争时都立了功，几乎每个人背后都有一部烽火硝烟的战斗故事。他们不仅在厦门各个领域拿下一席席领导岗位，且在全国各省份的政坛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南下干部到了福建成家立业，他们的家属很多是闽南人，也有的是携家带口过来的北方大嫂。
鼓浪屿的南下干部多数居住在一些比较好的房子。像鼓浪屿的海天堂构，原来叫做：鼓浪屿人民武装部，那里曾经住过几家南下干部，我家楼下曾经也住了一家，这家夫妻俩都是“北共”，都是山东人，女主人长得白皙清秀，嗓门却很大，她的拿手厨艺就是会蒸些白馒头、菜包子之类的北方食品，他们家的孩子又喜欢捧着巴掌大的菜包子坐在楼前的台阶上吃，把进进出出的几个南方孩子馋得直咽口水。这些南下干部的子女名字都带有军队色彩。比方说：建国，建军，卫国，卫军。海军，陆军，空军。一到傍晚，那位北共阿姨就会喊着：陆军，空军，海军回家吃饭啦！有一次，北方阿姨与邻居一位阿姨吵架了，邻居阿姨用普通话骂人觉得不够顺溜，不够解气，干脆抄起闽南话开骂，双方大约都能猜出对方骂出来的不是什么好话，俩人鸡同鸭试的对骂也骂了好一阵，直到一方停息下来才罢休。
在学校里，要是能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都会被学校选去讲相声（三句半），或者选去当播音员。那些会说普通话的孩子就像现在会说英语一样受宠，他们也有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这优越感到如今我身边还存在，我有一位女同学父亲是南下干部，母亲却是闽南人，平常她说的都是带着闽南腔的普通话，可她就是不愿说闽南话，在家里她母亲跟她说闽南话，而她回母亲的就是普通话，还一直强调自己不会讲闽南话，似乎说闽南话就会削弱了她南下干部子弟的身份。并非每个南下干部子女都这样，也有很多南下干部子女他们不但普通话讲得很地道，闽南话也同样说得溜。也有北方孩子他们的名字因为北方读音被南方孩子用来取绰号，像我一个同学名叫福江，他的母亲把他都叫作第三音：府江，这跟闽南话“五分”很相似，由此他的别名成了“五分”。还有一个同学叫“小明”他的母亲叫成“小咪”大家又跟着叫“小咪，小咪！”好像在叫一只猫。不过南北结合的这些孩子个头通常都比本地人高，皮肤也比当地人白，吃馒头的身体素质要比吃稀粥的身体壮实。鼓浪屿有几位比较漂亮的女孩好像也是南下干部的子女。如今，存世的南下干部已经寥寥无几了，南下干部已经成了一个特殊的历史名词。
我曾经有一位画画朋友是北方人，准确地说是安徽人，他是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鼓浪屿工作。平常他说话都带着卷舌，什么耳朵读作：阿朵，衣服读作：褂子，扁食叫：馄饨。我说他是“北方狼”，他以为我在骂他，还我一句：那你就是“南方狗”！后来我们就一直这样称呼对方。后来听说这只“北方狼”去了香港，不知他的卷舌音是怎么适应那个“系唔系”的粤语了？
如果说不好普通话也会说成笑话的，我外婆是印尼人，平时她讲闽南话就有腔有调，一次，家里来了有一位北方客人，外婆平常有抽烟，就热情地拿出香烟问人家：请问您甲昏吗？（您抽烟吗？）对方回答她：我结婚了，且有两个孩子。这句话我外婆算是听明白了，继续问：烂的露的？（男的女的）客人听了一头雾水，还好我听到了赶快上前翻译，这样翻译来翻译去总算完成了一场对话。
后来学校普遍提倡说普通话，无论上课下课都说普通话，教师还要进行普通话等级比赛，年轻一代的家长大概深知说好普通话有利于写作和方便交流，他们的孩子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都一律讲普通话，可惜的是他们教出来的孩子普通话不仅没说好，反而自己的方言闽南话也不会说了。
欧阳鹭英写于年11月17日
作者简介：欧阳鹭英，女，鼓浪屿人，画师，曾与人合作纪实文学《用爱等一生》。
LOOKERS鹭客社守望共同的尘世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