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旧鼓浪屿
——从“岛争”之乱到“申遗”之治
古春晓
从幽雅的贵族岛，到喧扰的观光岛；
从人文社区的退化，到旅游景区的流俗。
在文化与商业利害得失博弈下，鼓浪屿“申遗”能否最终解困“岛格”之争和“岛态”之乱？
一
“水上的鼓浪屿，一只彩色的楼船……月下的鼓浪屿,在睡眠中的美人。”
这是著名诗人蔡其矫年赞美这座“海上花园”的名句。上世纪70年代末，身为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蔡其矫，悉心裁培厦门青年女诗人龚佩瑜，也就是后来光耀中国诗坛的舒婷。
那首著名的《致橡树》，据说是当年舒婷与蔡老师在鼓浪屿之夜散步交谈时获得的创作灵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
作为生长于斯的本土女诗人和散文家，长得并不美的舒婷却为自己美丽的故岛写下了许多美丽的诗文，俨然成为鼓浪屿最具传播力的形象代言人。现在很多怀揣文艺地图的小资和文青喜欢到此一游，大都是寻着木棉、橡树、双桅船、三角梅，甚至是舒婷家的门牌而去的。
鼓浪屿全景
笔者在上世纪80年代亲历过新时期诗歌热潮，一直对舒婷的鼓浪屿怀有深深的向往：“大海的夕阳／招惹多少诗人温柔的怀想……纵然你的波涛／能把记忆填平／还有些贝壳／散在山坡上／如夏夜的星……”
鼓浪屿一直享有“钢琴岛”、“音乐岛”美名，而文学的舒婷又为其增“诗”添彩，从而使这座风光旖旎的琴岛交织出“音诗画”的美妙。同为著名女作家的张抗抗说：在我们作家群中只有舒婷真正实现了“诗意的栖居”。
“洁净无尘的岛屿／盛在翠玉波纹果盘／发出鲜柠檬香味……”然而就是舒婷笔下这样一处令世人羡艳的人居胜境，却在几年前就已传出“鼓浪屿已不再适合居住”的负面消息。甚至还有报道说：舒婷也考虑搬离鼓浪屿而迁往厦门市区居住了。
这是何为？连鼓浪屿的“美言人”舒婷都不得已要离岛而去？事实上多年来已有大量原住岛民选择离岛，或者“被离岛”，其中不乏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文化名人。
鼓浪屿与厦门市区相望
原来鼓浪屿已经由一个具有文化底蕴的人文社区，变成了一处充满商业泡沫的旅游景区。从社区萎缩到景区膨胀，由于某些“岛政”红头文件有失偏颇，甚至是决策失误，以至于鼓浪屿长期深陷定位之争的“岛争”泥潭。
如何彻底解决景区低端业态与社区人文生态的矛盾，如何有效保护利用岛上历史文化遗产？于是厦门市政府于年作出了鼓浪屿“申遗”的决策，以期重塑这座人文名岛之高品味“岛格”。
今年4月初，笔者终于有机会访问东南名城厦门。鼓浪屿是厦门西南隅的一个卫星岛，面积1.9平方公里，只隔米宽的鹭江与厦门相望。岛上冈峦起伏，奇峰突兀的日光岩为最高点。在绿树花丛掩映之中，各式各样的红顶建筑错落其间，海岛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相映成趣。
鼓浪屿别墅群
现为5A级旅游景区的鼓浪屿虽然表面繁荣，但在有识之士看来其实很受内伤，因此需要通过“申遗”来更好地保护“文化命根”。从厦门东渡码头乘船登上鼓浪屿，恰巧遇上“申遗”大整治大修缮，全岛上下到处都是施工工地。
中国政府已于年2月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鼓浪屿申报年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今夏将接受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专家的实地验收。全岛环境整治提升工程正在进行最后冲刺，53处“申遗”核心要素和风貌建筑修缮已大部分完成，余下部分正在加快收尾。
鼓浪屿“申遗”整治遵循的是文化遗产地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最少干预原则，也就是对风貌建筑进行“修旧如旧”。而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是修旧，不如说是“拯旧”。正在“疗伤”的鼓浪屿对此次怀旧之旅未免有点煞风景，然而更加令人遗憾的是：这场“拯旧”鼓浪屿的“申遗”行动未免有点太迟了。
二
鼓浪屿拿什么“申遗”？这座人文名岛因其拥有中外文化碰撞交融的集中体现、见证华侨文化的特征和包容力、多国共治现代社区的独特实例和诞生大量影响中国文化的名人，符合《世界遗产名录》六项标准中的四项。“申遗”实际上是对鼓浪屿历史文化价值的一次再认识和深度挖掘。
鼓浪屿最重要的有形遗产就是“万国建筑博览”。作为曾经的国际社区，人文景观与自然风光相交辉的海岛地理，近代中国与列强世界相交互的殖民历史，闽南与南洋华侨相交集的故土情怀，共同构成了鼓浪屿中西文化相交融的百年建筑遗存。
鼓浪屿老照片
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见证和缩影，鼓浪屿的建筑文化遗产包括两大方面两个阶段的产物：一是-年之间，带有殖民色彩的各类欧陆风格建筑；二是-年之间，南洋华侨回乡建造的大量中西合璧别墅。此外还有当地人模仿洋楼所建的低层房屋，整体上形成了离宫别馆汇聚的顶级豪宅区。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厦门等五个沿海城市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鼓浪屿最早被英国人占领，先后共有13个国家在岛上设立领事馆。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和商人们也纷纷涌进鼓浪屿，抢滩占地兴建公馆、公寓、学校、医院、教堂，还有海关、港口、邮局、洋行等，这些都是比较纯正的欧陆风格建筑。
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占了台湾和澎湖列岛，进而对厦门虎视眈眈。为了防止被日本独占，英、美、德、法、日等9国于年1月与清政府签订了《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从此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长达40多年。其中入岛时间最长的英国人说：“景色秀丽的鼓浪屿好像欧洲南部的城市，是十分适合居住的地方。”
鼓浪屿原英国领事馆
民国初年，时局不靖，战争频仍，闽南各地军阀土匪横行。鼓浪屿“公共租界”的特殊地位、安定的社会秩序和先进的公共设施，对富商巨贾和海外华侨具有极大吸引力。20年代前后，台湾绅商林尔嘉、林鹤寿以及南洋华侨黄秀烺、黄念一、施光从等，开始返乡在鼓浪屿上营建花园别墅。20-30年代之交，侨居印尼的黄奕住、菲律宾的李清泉等华侨巨富，在厦门投资营商的同时，也都在鼓浪屿选址择地修建豪华别墅。
这些返乡置业的华侨富商，一方面承继着中国传统文化及闽南地方文化，一方面也深受东南亚文化的影响，加之对当时鼓浪屿“公共租界”欧陆建筑的消化吸收，所以多幢华侨别墅大都呈现出中西合璧的风格，或者说在建筑样式上采取了亦中亦西亦南洋的折衷手法。而且这些财大气粗、衣锦还乡的闽南籍商贾巨子，在建筑气势和体量上还显示出压倒殖民建筑的心态，以至一些华侨别墅更显豪华气派和风头十足。
鼓浪屿十大别墅之“八卦楼”
现在网上流传有“鼓浪屿十大别墅”名单，包括八卦楼、黄家花园、海天堂构、黄荣远堂、容谷别墅、林氏府、金瓜楼、番婆楼、杨家园、汇丰银行公馆。其中八卦楼为鼓浪屿最突显的标志性建筑，曾作为厦门市博物馆，现辟为风琴博物馆。黄家花园由鼓浪屿首富、“印尼糖王”黄奕住的三幢豪华别墅组成，曾作为“国宾馆”接待过中外领导人，现为“中德记”高档度假酒店。称为鼓浪屿“别墅之王”的海天堂构由五幢楼房组成，其主楼最具中西与南洋相结合的风格，现开设为旅游文化展示和消费场所。
鼓浪屿十大别墅之“金瓜楼”
总体来讲，特定历史留给鼓浪屿的建筑遗产，集中体现了“异国”（中国之于西洋）、“他乡”（华侨之于南洋）与“本土”（福建之于闽南）建筑文化的相互碰撞和交融，如同“三原色”调制出鼓浪屿万国建筑群的多姿多彩。
三
相对于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百年鼓浪屿还积淀了深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钢琴之岛”、“音乐之乡”，还有油画、足球等，正是西洋文化深刻影响这座国际人文社区的结果。
19世纪中叶，随着外国传教士来厦门传播基督教，西方音乐开始影响鼓浪屿。教堂宗教活动的唱诗节目，常有钢琴或风琴伴奏，教会兴办的学校也都开设钢琴和音乐课程。后来弹唱西方音乐的风气逐渐进入家庭、走向社会，从而形成了鼓浪屿的音乐文化传统。
鼓浪屿三一堂礼拜堂
从鼓浪屿成长起来的多位音乐家和钢琴家，其家庭背景大多与基督教会和教堂音乐有关。在老一辈佼佼者中，有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先驱、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女作曲家周淑安，上海声乐研究所所长、男中音歌唱家林俊卿，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鼓浪屿女婿李嘉禄，上海滩一代歌后、花腔女高音歌唱家颜宝玲等。周淑安的父亲周之德是基督教牧师，她从小就跟随在教堂弹钢琴的二姐识五线谱唱歌和学习弹琴。颜宝玲也是从小跟随三姐到“三一堂”唱诗班排练，后又与李嘉禄一起就教于敏戈登(StellaVeenschoten)牧师娘练唱学琴。这不仅是教会传播西方文化的一种方式，更是鼓浪屿作为国际高尚社区的一种普遍生活方式。
成名于新中国的鼓浪屿音乐名人，当数“殷氏三兄弟”和“许氏三兄弟”，他们都启蒙于教会音乐。其中著名钢琴家殷承宗以一部钢琴协奏曲《黄河》蜚声中外，并多次荣获国际大奖，成为“钢琴岛”第一品牌人物。现位于鸡山路16号的石砌别墅“圃庵”就是殷承忠的祖居，办有“殷承宗纪念展”。
鼓浪屿“钢琴王子”殷承宗
所谓“人文生态”，就是要形成相互影响的“文化圈”或者“场效应”。殷承宗的三姑夫林文庆是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曾把一架钢琴寄放在殷家，幼儿殷承宗先是听姐姐弹琴才引发了兴趣，后来便正式拜基督教牧师学弹钢琴。年12岁那年，殷承宗被正读上海音乐学院的颜宝玲带出岛外考取了上音附中。年，上音钢琴系主任李嘉禄回乡发现了殷承宗三弟殷承基的唱歌天赋，又将他推荐给了上音声乐系，使之成为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
殷承宗和殷承基后来都定居美国，殷承宗之女殷悦也承继父艺成为钢琴演奏家。留在鼓浪屿的大哥殷承典后来进入厦门音协工作，并在岛上创办了厦门市音乐学校，算是留守本土承传了殷氏钢琴一脉和鼓浪屿音乐文脉。
“许家四杰”之钢琴家许兴艾
“许氏三兄弟”出生在鼓浪屿音乐世家，其父是牧师，母亲是教会的司琴手，是儿女们的音乐启蒙老师。其中老二许斐尼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系，老三许斐星和老四许斐平分别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和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有意思的是，许斐星在北京读大学时正好师从同乡钢琴家殷承宗，后进入中央乐团担任钢琴伴奏，还与殷承宗等一起参与了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创作。许家三兄弟后来都定居美国，许斐星的女儿许兴艾为著名青年钢琴家，与父亲和两位叔伯并称“许家四杰”。
鼓浪屿的钢琴很普及，据传最多的时候全岛共有多架钢琴，多个音乐世家。解放前和50年代，岛上的福音堂和三一堂经常举办礼拜堂音乐会，一些音乐分子较多的家庭也常常自办家庭音乐会。
福建籍著名指挥家陈佐煌和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吴天球，解放初期也曾在鼓浪屿厦门师范学校就读。
鼓浪屿音乐厅
新时期以来，鼓浪屿的音乐文化传统得到了传承与发扬。年建成了鼓浪屿音乐厅，著名女指挥家郑小瑛的厦门爱乐乐团常驻岛演出。年在鼓浪屿成立了厦门市音乐学校，由殷承典任常务副校长。各种音乐文化活动连年举办，钢琴节、音乐节、国内钢琴赛、国际音乐周层出不穷。年5月，第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暨首届鼓浪屿（国际）钢琴艺术节在岛上举行，中国音乐家协会正式授予鼓浪屿“音乐之岛”牌匾。
四
年，鼓浪屿被《中国国家地理》评选为全国“最美五大城区”之首（还有苏州老城区、澳门历史城区、北京什刹海、青岛八大关）。为什么是最美城区，而不是最美岛屿？这正是专家学者所反复强调的鼓浪屿的人文社区属性，是活态传承的人文社区，而不是静态的文化遗址公园。然而多年来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政府的一系列失当举措最终导致了鼓浪屿人文社区的严重退化，其人文“原生态”已经大大衰微。
年，鼓浪屿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于是政府便有意将社区兼景区的鼓浪屿向全景区纯景区转型，类似于“腾笼换鸟、退二进三”的思路。与其说是“腾岛”，不如说是“捣腾”。社区让位于景区的定位之争，正是一切“岛乱”的症结所在。
鼓浪屿特色小店
年，厦门出台两个关键政策：一是外迁岛上的工厂和单位；二是岛上人口“只准出不准进”。也就是说疏解和转移非景区功能，其中工厂外迁按理说是应该的，但是一些本身具有岛屿自然生态特色的科研机构也被“一刀切”，像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福建省水产研究所、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等也被“红头文件”强制迁出。年10月发布的《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将岛上人口裁至1.2万至1.5万人，而有专家建言应定在3万人比较合理。
随着岛上人口的日益减少，医院和学校，以及一些公共服务机构也不得不撤离了，这对于留在鸟上的原住民可就犯难了。年，厦门二医院部分搬迁至海沧区，年5月其总部也迁往集美区，岛上只留下一个卫生所。由于生源锐减，岛上有百年历史的厦门二中高中部于年8月迁往五缘湾，带走名学生，只留下初中部，而小学也只剩下一所。
鼓浪屿厦门二中具有百年历史
更不合情理的是，一方面讲文化传承，一方面又迁走了岛上的艺术院校。年12月，厦门演艺职业学院迁往翔安区；同月中央音乐学院鼓浪屿校区迁往五缘湾；年国庆前，厦门大学工艺美术学院教学主体也迁往集美区；厦门市音乐学校也在岛外开设了分校，实行一校两址。
在人文社区退化的同时，则是旅游景区的急剧膨胀。年4月，福厦动车开通导致鼓浪屿游客猛增，年达到万人次。年国庆黄金周，连续4天游客超过10万人次，全年达到万人次，景区超强承载危机重重。
随着观光客的日益增多和低端旅游服务业态的泛滥，从前宁静幽雅的鼓浪屿变成了拥挤嘈杂、脏乱不堪的“旅馆岛”和“烧烤岛”，变成了制假售假、强买强卖的“购物街”。
鼓浪屿黄金周游客爆棚
如果说岛上集体人口的迁出是“要我走”，那么不堪纷扰和生活不便的社区住民就是“我要走”，于是大量有条件的居民也纷纷离岛。与其说被赶走，不如说被挤走。年，住在岛上的著名老书法家高怀因突发心脏病，来不及送厦门主城救治而不幸去逝，对坚守鼓浪屿的文化名人震动很大。厦门博物馆原副馆长、文史专家何丙仲一家于年春节挥泪告别四代居住的鼓浪屿搬到厦门市区，为此还遭到海外长辈的痛斥。
这还不只是岛上人口数量减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口质量的下降，没有搬走的大多属于老弱低保人员。据年鼓浪屿人口统计数据，岛上户籍人口人，空挂户头7人，外来打工服务人员人。世居老岛民与流动新岛民进出置换带来的人口质量下降，被戏称为5A级的“贫民区”。
鼓浪屿岛花三角梅
而且在政府“轻社区、重景区”的思想主导下，鼓浪屿还出现了管理体制上的“二元结构”混乱。年，原鼓浪屿区撤消区级建制并入思明区，在原行政区域设立思明区鼓浪屿街道办事处。而厦门市政府又成立了一个副厅级的“鼓浪屿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开始所谓的转型创业。然而有观点认为，被“倒腾”的鼓浪屿正是“风景区转型失败的标本”，是典型的“文化衰败型历史街区”。
社区与景区定位之争加上这种“一岛两治”的二元体制博弈，使得管委会、思明区、街道办多个“婆婆”常常错位、越位、失位，导致鼓浪屿规划建设管理更加复杂化，从而出现失策、失误、失控。
五
纵观鼓浪屿家庭旅馆政策的左右摇摆，其一放一收的过程最能体现管理部门的失策与失控。
除了人口政策限制，从年3月起，鼓浪屿还冻结了老建筑的私自修缮。直到年5月一场台风导致林尔嘉的“林氏府”副楼倒塌，一时舆论哗然，这才引起政府对老别墅维修养护的重视。一开始是鼓励企业出资认养老别墅，然而由于修旧如旧很难，加之要清理复杂产权，结果仅成功认养了几家。
鼓浪屿十大别墅之“黄家花园”度假酒店
年出台的《厦门市鼓浪屿家庭旅馆管理办法（试行）》，鼓励和扶持家庭旅馆发展。由于门槛较低和审核较宽松，于是民间资本蜂拥而入，岛上家庭旅馆数量在一两年时间内迅速增加。
在缺乏规划引导和规范管理的情况下，粗放式的政策造成了家庭旅馆的无序发展。包括有证的、无证的以及小家店遍地开花，从年的12家猛增到年的多家。一些无证旅馆和普通居民楼中的小家店无序竞争和低价促销，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和民生生活，其低端业态极大损害了人文名岛的旅游商业环境。
一些出租的老别墅被经营者擅自乱改乱修，有的破坏了内部结构，有的影响了外观风貌，甚至是恶性使用。医院院长林遵行的坡顶屋檐式建筑，被改造为平顶的“玫瑰酒店”，橘黄色外墙与旁边的“协和堂”反差巨大。
鼓浪屿家庭旅馆
为了控制这种无序局面，于是政府又于年“急刹车”，突然宣布对家庭旅馆暂停办证。这又导致了更多已经投资的店家被迫陷入“无证经营”状态，到年各类有证无证馆店达多家。为打击无证经营，政府还对一些馆店业主采取强制措施。
鼓浪屿于年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申遗”整治涉及到大量老别墅。年5月，《鼓浪屿家庭旅馆专项规划》正式发布，明确了很多限制条件：鼓浪屿核心景区内（包括日光岩、皓月园、琴园、菽庄花园、毓园、海天堂构），自然景区范围周边50米、人文景区周边20米禁止设置家庭旅馆；鼓浪屿申遗规划中的53个核心保护要素禁止改造为家庭旅馆；鼓浪屿重点风貌建筑禁止改为家庭旅馆；一般风貌建筑改造为家庭旅馆，必须遵照风貌建筑保护规划要求执行。
鼓浪屿家庭旅馆
这种明显滞后、先放后收的《规划》限制，引起了不少家庭旅馆经营者的不满。年鼓浪屿家庭旅馆床位约多张，根据规划要控制在张，这就意味着接近一半的家庭旅馆关门或办证被卡。鼓浪屿家庭旅馆商家协会会长许一心表示，如果在年先前作出这样的规划并设定限制条件，民资就不会大规模投入进来，这种事后收缩政策将波及上亿民资。
许会长还表示，既然是事后规划就必须考虑既成事实，而不是全部推倒重来。希望管理部门对家庭旅馆设定修缮指导标准和验收标准，不符合条件的要求整改，不能简单地“一刀切”。
本来“申遗”是件好事情，但是未“申遗”前出尔，为“申遗”又反而。当引入民资烧热了“冷锅冷灶”，现在又搞突然袭击“釜底抽薪”。在投资者看来，政府为了申遗有“过河拆桥”之嫌，政府自己改变主意总不能让民资“买单”。鼓浪屿管委会负责人则表示，即使不是为了申遗，鼓浪屿家庭旅馆的无序状态也应治理整顿。对于限制区内有证的家庭旅馆要逐步退出，所有无证馆店要坚决取缔，非限制区则强调规范经营。
鼓浪屿家庭旅馆
笔者以为，对限制区内已有的老别墅家庭旅馆全部腾退，是否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黄家花园这样具有古典风情的高档宾馆，本身就能给入住者带来怀旧复古体验。“古建筑保护的最好方式就是使用它”——这是英国建筑保护规划手册开头的一句话。在专家看来，拯旧鼓浪屿的最好方法，就是给那些老房子们找到合适的新主人，才能让岛上的历史风貌建筑重新焕发魅力和活力。
六
实际上鼓浪屿家庭旅馆的问题主要不在于这种形式本身，而在于监管失控造成的过度开发，进而泛滥成灾。比如导致水电供应紧张，经常停水停电，还有物价上涨、环境脏乱等等。民宿扩张，餐馆弃斥，吃喝拉撤，全岛上下遍布的烧烤摊从早到晚污烟瘴气。
种粗放式发展的“旅馆岛”正是“重景区、轻社区”的结果，也是逼走挤走原住民的主要原因。直到“申遗”正式提上议程之后，岛上各种乱象才逐步得到整治，并开始重新审视和回调一些偏颇的政策，包括重新平衡调整“定位”，协调解决社区与景区的矛盾冲突，以及“二元结构”交叉管理问题。
鼓浪屿黄金周人满为患
实际上，多年来不少有识之士一直在大声疾呼，很多媒体也早就北京一般性治疗白癜风大概多少钱北京治疗白癜风费一般是多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