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亭：序
我国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蒙古国东北部、俄罗斯之远东，向东延伸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这一广阔地带，处亚洲东北部，概称“东北亚”。
从地理学上说，东北亚无疑是亚洲的一个地理单元。若与亚洲的其他地理单元相比，东北亚的位置占优，而自然条件更为优越。诸如肥沃的东北大平原、水草丰茂的蒙古大草原、雄奇的长白山、内外兴安岭、锡霍特山等，皆为林海所覆盖；从南到北，自东至西，江河湖海纵横交错，为大地注满生机！
东北亚物种之多，生态之盛，实居亚洲前列。在这里，寒暑交替，四季分明，可农垦，可游牧，可渔猎，可采伐，适合人类从事各种生产实践活动。肥沃的土地，丰厚的自然资源，孕育出众多民族，产生出不同类型的文明与多姿多彩的文化。
打开世界地图，把目光投向东北亚，马上就会发现：我国东北地区处东北亚中心，同时也是多民族活动与文明文化凝集的中心。这些民族及文化都详载于中国历史典籍，地下出土文物及地面留下的残迹，与文献相印证，无可置疑，证明东北地区确属东北亚文明文化的发源地。
本书《东北亚古丝路民族与文物研究》（以下简称《文物》），以东北亚为研究对象，阐述这一区域诸民族的各自历史及其文化创造。这是一个全新的学术命题。在此之前的数十年间，我国学者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学者从未对东北亚民族历史文化展开研究，当然，也未提出过相关的命题，他们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东北地区，迄今已出版长短不一的8部东北通史，几无一点东北亚地区的信息！已发表成千累万的学术论文，也没有东北亚的研究成果。个别论文在论及东北亚国际关系时，才提到东北亚，这只是地理位置概念，不具文化意义。可见，东北亚民族历史文化研究长期无人问津，留下一块学术空白。《文物》之作，终于弥补此空白，可喜可贺！
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本书研究的内容，不也是东北史的内容吗？与研究东北史有何不同？表面看，两者似无不同，但换个眼光，从深层次看，两者是大不同。研究东北史者，只见东北，不见东北亚；对东北史的研究就事论事，重复书写历代东北史的演变过程，却忽略东北诸民族对东北亚及对中国有何影响。其结果，至今还未识东北在历史上的战略地位，还不承认东北民族的文化创造，一提到具体文物文存，总是论定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或说成是从中原“传来”的。甚至连“红山文化”也未看重，在一些东北通史及一些论文中，“红山文化”只作为一般考古发掘，与其他一般性文物予以简单介绍而已！考古学界对“红山文化”早有定论，以已故考古大家苏秉琦为代表，称此文化为“中华文明曙光”，如女神庙、积石冢已证明此时代已经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它的出现，把中华文明提前了余年，中国将与埃及、印度一样，已成为与之并列的文明古国。这些结论已在当年上个世纪80年代由《光明日报》发表。遗憾的是，一些学者还不能认识到它的价值，因而也不认识东北地区的重要性，具体说，就是东北对中国历史发展有多大作用？不予了解，因为不予认识，也难予解释清楚。那么，“红山文化”在东北地区应居何种地位？有何价值？更不可能为学者们所认识！
《文物》与以往的研究完全不同，首先，它是以东北亚的视野看东北，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东北亚的文明与文化皆源于我国的东北地区，如上文提到“红山文化，”不只是“中华文明的曙光，”也是“东北亚的文明曙光”！东北地区周边的国家与地区，没有一个文明走在“红山文化”的前面。以朝鲜为例，中国典籍记载，至迟周灭商时，其商之贵族箕子率华夏族人经辽东，进入朝鲜北部立国。其后，直至清代，朝鲜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属国，东北地区的南部辽东（今辽宁）一直是朝鲜朝贡中原的通道，它所受的文化全是华夏文化即儒家文化的影响。至于日本之文明同样远在“红山文化”之后。俄之远东，是东北亚最北端，其族迟至17世纪中期才出现在中国黑龙江流域。所以，东北地区的文明文化对东北亚之影响是决定性的，因而提升了我们对东北地区历史地位的认识。其次，东北史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民族问题。数千年间之东北民族知多少？不知道有哪部东北通史做过统计，人们常见的无非就是那么几个主要民族，反复重复书写。尤其是这些民族如何活动？对东北亚产生什么影响？几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