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夏商
小说家和他的写作地理
观点
好的小说，它的真实度往往是超过历史书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小说比官修史志更能还原当时的世情民俗，正是源于小说扎实的细节。官修史书要为当政者粉饰，会隐瞒真相，会与事实发生出入。所以有时候查资料，要货比三家，通过类比、推理、倒排等方法，使历史的细节更接近事实。
小说是一种伤感的艺术，是对旧事物的还原。写小说和做新闻不一样，新闻是越新越好，小说是越旧越好，因为要有情感的沉淀以及真相的沉淀，材料过新对我就形不成刺激。那些远去的人和事也是我的一种乡愁，乡愁不是说我对故乡的一种离愁别绪，也包括我对于人和事的离愁别绪。
■夏商
刊于
本报《新批评》“作家眼”
《东岸纪事》（无删节修订版）
作者:夏商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年:-5-1
三段生活地理是我写作的富矿
为什么每个作家的写作都不一样？因为有属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与独特记忆。过往的土地、童年、青春，加上回忆、思考、材料筛选，通过文字进行还原、杜撰、结构，进行表达。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我恰巧出生在这个城市，这不是我的选择，而是机缘巧合，和绝大多数上海人一样，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祖籍在江苏建湖，根据可循的族谱，再往上是苏州，再往上是长沙，家族的迁徙已多年，我儿子在国外留学，如果在国外定居、结婚，后代就再度完成了迁徙，可能就成了“香蕉人”，再过若干代，中国血统可能越来越少，等到只剩下十六分之一，三十二分之一的时候，就完成了人种替换，基本不再是中国人了，这是我所喜闻乐见的，当然，那时我早已不在人世。开个玩笑。
所以家族史的偶然成分很大，往往一个人就改变了后代的命运。当时和我祖父一起闯上海的是族里三兄弟，那两个兄弟因为无法立足，后来回老家务农了，等于就没走出来。这种偶然性代表了近现代上海家族发展史的一个规律或缩影，我们夏家是一个缩影，李家王家也差不多。我祖父是染布的，有点手艺就留在上海了，两个兄弟没手艺，只能拉黄包车，后来就都回去了。如果我是那两个人的后代，可能现在还是生活在苏北农村，也有可能就没有我了，因为随着生活际遇的变化，我父母可能就不认识了。所以说命运是一连串偶然的叠加，每个外来者到上海发展都有类似的家族史，每个家族史拿来写，都非常精彩，如果能活一万年，我能写一千部长篇小说，当然生命有限，不可能写那么多，只能写属于我个人经验的，我最熟悉的那部分。
我有三段完整的生活地理，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意识到这是写作的巨矿：第一段是小时候在沪西东新村跟祖母生活，那是一个比棚户区略好的穷街。住房非常逼仄，年幼的我跟祖母小姑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我是从浦东农村借住在祖母家的乡下孩子，所以老街上的小朋友都不和我玩，幸好有两个表哥，就当他们跟屁虫。他们要读书，我就一个人在苏州河、铁路北、西宫、曹家渡、大自鸣钟游荡，对这些地方的人与事烂熟于心。
我父亲是沿海海员，大概三四个月才能见他一次。他的航程从南到北，大概是从福建到辽宁。父亲带回来最多的是烟台苹果，他一回上海就来奶奶家接我回家，也就是我第二段记忆的发生地，浦东周家弄。九岁以后，我正式回浦东乡下读书，直到初二辍学。由于沪西的住房实在太小，父亲结婚属于半入赘，就是住在丈母娘家，但孩子还是随父姓。父母比较有骨气，申请了一块宅基地，自己造房子搬了出来。当时来说，海员的收入还是比较高的，但因为要赡养家人，把收入的绝大部分给了祖母，所以造房子时东拼西凑借了块钱，这笔钱现在只能请客撮一顿老酒，我父母整整还了8年。那个房子我一直住到18岁，开始是水泥地面，后来因为门前的浦三路抬高，家里地势低雨水倒灌，就用泥土夯成了地面，黄梅天墙角会长出蘑菇，由于潮气太重，导致母亲关节一直不太好。我很早就辍学，辍学后浦东征地，动迁后在工厂上班。后来辞职，在社会上谋生，同时写小说。
第三段是我32岁后搬到浦西，住在一个闹中取静的小区，周边是比较典型的上海小市民生活。这时候，才算比较深入地切入到城市腹地，跟所谓中只角上只角的市民有了更深入的接触，到今天也有十五年了。
我个人的生活就这么三块，前面两块可说艰难穷困伴随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回头看，小时候苦不堪言的生活，对作家真的是财富与资源。我是浦东开发前原始状态的亲历者，根据这段人生，我写了《东岸纪事》。因为辍学早，在社会上混迹过一段日子，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我去杭州做讲座，有个记者的报道标题说，《东岸纪事》写的是浦东“老炮儿”的故事，一时觉得好有道理，竟然无法反驳。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年轻的时候要有一些荒唐经历，最好做过小流氓，不一定做大哥，但总要在社会上混一混。小说不是用来写真善美的，更多时候是用来写假丑恶的。有些东西光靠虚构也是拿捏不准的，最好有切身体会。搬到浦西之后，去浦东的次数少了，那块土地离你越来越远，反倒产生了乡愁，突然就想写一写浦东。
写这个小说的时候，特意去买了尼康相机，把熟悉的边边角角拍了好几天，当时就觉得可能写完后这些老风景就不存在了，果然等我六年后写完小说，照片上的地方基本都消失了，这可能也是这部小说的地理学价值。当然我的目的不仅仅是写地理，我更关心世态人情和人的命运。
苏州河河岸
这里还有一个写作常识，一个作家的能力，并不仅仅来自材料，虽然材料对于作家来说非常重要。比如说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我是写不出来的，首先我没有在拉美哥伦比亚的生活经历，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同时作为一个同行，我会考量如果我有这个材料，有没有能力写出来。材料是先天的，是个体生命的机缘巧合，人生经验无法篡改，写作能力却是有高下的。作家看到一部好作品，心里会有一个判断，如果这个材料给我，是不是也能写得这么好。有些写作能力可以通过努力接近，有些则永远达不到。
《东岸纪事》对我而言，还有一个重要暗示，就是原来自己也有能力写大作品，在这之前，我的长篇都在20万字之内。那天在苏州做讲座，当地两个小说家朋友就比较羡慕我，因为她们的长篇都是十万字出头，对四五十万的长篇比较敬畏，确实，有很多同行不能写特别长的东西，写大长篇很痛苦。对我来说，花六年写一个大长篇，和花半年写一个小长篇，耐受力是不一样的。而且驾驭大篇幅，人物一多，线头一多，无论记性多好，故事总是比较容易穿帮。以《东岸纪事》为例，前面写到乔乔的妈妈是独女，后面搬家的时候突然冒出个弟弟。这个小细节的瑕疵，发表时杂志编辑没看出来，出书时出版社编辑也没看出来，后来还是一个普通读者给我微博私信指出了，加印时改成了表弟，虽然不影响大局，但毕竟是细节的穿帮，细节对小说来说太重要了。我越来越相信这样一个创作法则，即成也细节败也细节，写小说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写细节。
没有小细节，就没有大叙事
写作经验的丰富，并不是说写作开始驾轻就熟。其实写作对我来说，正成为一件越来越难的事，因为驾驭故事的能力在增长的时候，野心也在变大。这个野心让写作变得越来越困难，《东岸纪事》从动笔到今天十年了，出版也四年多了。这当中我对文学有了新的看法，以前我主要贵州白癜风哪家白癜风医院最权威
